当聪明人越过红线：金融犯罪背后有哪些人性困局？

办理金融犯罪案件这些年，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：不少当事人学历不低、事业有成，有的还是行业里的青年才俊。他们真的不知道自己正在逼近法律红线吗？看过大量案卷，也接触过许多当事人后，我们越来越觉得，与其简单追问“知不知道”，不如继续追问：一个人究竟是怎样走到这一步的？

最近重读了两本犯罪心理学相关的书，一本关注司法过程中的观察、证言与推论，一本系统梳理犯罪行为的心理学归因理论。飒姐团队将以这两本书为出发点，再结合团队办理金融犯罪案件的实务观察，尝试分析一个原本正常生活、正常经营的人，可能怎样逐渐越过法律边界？以及刑事诉讼过程中，又有哪些不易察觉的心理偏差，可能影响证据判断与事实认定？

一、往前看：金融犯罪如何一步步发生

部分金融犯罪与典型暴力犯罪或冲动型犯罪相比，往往不是瞬间发生，而是在持续经营、群体影响和风险逐步升级中形成。办理非法集资、集资诈骗和虚拟货币类案件时，我们常会看到：有的行为人并非一开始就作出明确的犯罪决定，而是在一次次自我解释和侥幸选择中越走越远。结合犯罪归因理论与实务观察，可以从四条路径理解这一过程。

（一）差异接触：行业亚文化如何模糊边界

萨瑟兰的差异接触理论认为，犯罪行为并非与生俱来，而是在群体交往中习得的；个体会逐渐学习相应的价值观、行为方式和合理化解释。这一理论有助于理解金融科技、虚拟货币等领域中违法认知的形成。

在虚拟货币、互联网金融等监管密集、规则持续演进的领域，从业者如果长期停留在相对封闭的行业圈层中，可能反复接触“法无禁止即可为”“监管滞后于创新”等说法，把规避监管解释为“金融创新”，甚至把非法集资包装成“普惠金融”。当同类信息不断强化，个体可能逐渐排斥与既有认知不一致的监管规则和司法案例，最后形成“大家都这么做，应该不会有事”的判断。

因此，一些当事人案发后会困惑：我做的和同行没有区别，为什么偏偏追究我？这当然可能是辩解，也可能反映长期身处行业亚文化后形成的认知偏差 ——把“行业惯例”误当成“合法合规”。究竟属于哪一种，仍须由具体言行和客观证据判断。

可以把若干案件中的共性抽象成这样一个场景：虚拟货币场外交易从业者长期身处币圈社群，逐渐接受“场外交易只是个人兑换”的判断。他没有充分核验交易对手、资金来源和异常交易信号，也对监管提示、反洗钱要求及同类案件信息选择性忽略。即使被纳入刑事调查，仍认为自己“只是赚取差价”。这个抽象场景不能代替个案判断，却能说明行业认知可能怎样影响个人选择。至于是否构成犯罪，仍须审查具体罪名所要求的行为、主观明知或故意以及证据链条。

但必须说清楚：行业亚文化造成的认知偏差，只能解释行为形成的心理过程，不能直接等同于刑法上的违法性认识错误。行为人是否具有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，仍应结合其认知能力、从业经历、监管背景和具体行为综合判断。

（二）中和技巧：人会怎样为自己“找理由”

塞克斯与马兹阿通过大量的实地观察与概括总结，他们发现人们主要在文饰、表达、中和三个层次上对自己的越轨违法行为提供道德上的合理化解读，也称道德漂移。他们认为，不少实施越轨行为的人并未完全抛弃社会规范，而是通过一套辩解或合理化方式，暂时中和规范对自己的约束，从而减轻罪责感。在金融犯罪案件的供述和辩解中，可以用这一理论观察以下五种常见中和技巧：

1. 否认责任：把行为归因于外部环境，例如“全行业都这么操作，我只是遵循惯例”，或者“监管一直没有叫停，我以为是合法的”，借此弱化个人选择的责任。

2. 否认伤害：强调投资人自愿参与、合同已经提示风险，把可能涉及的刑事问题解释成普通投资亏损。

3. 否认受害者：把投资人描述为追逐高息的投机者，以此减轻自身行为带来的道德压力。

4. 谴责谴责者：反过来指责监管政策变化频繁、执法机关不懂行业，以“选择性执法”解释自身处境。

5. 诉诸更高忠诚：把行为包装成维护企业和员工利益的无奈之举，例如“我是为了让公司活下去、让员工不失业”。

金融犯罪案件中的行为人可能使用其中一种或数种解释。这提示我们，庭审中的“理直气壮”未必都来自刻意对抗，也可能与长期自我合理化有关。但这只是一种分析视角，不能代替对个体心理的专业评估，心理上的自洽也不是刑法上的免责事由。

（三）有限理性：聪明人也会算错“风险账”

理性选择理论通常将犯罪定义为行为人权衡收益、风险与成本后作出的决策。但现实中的决策很少是绝对精密的理性计算，飒姐团队结合金融犯罪案件的实务经验来看，这三类心理偏差往往会推动行为人不断升级风险。

一是过度自信偏差。部分经营者高估自身的资金运作能力，低估市场波动与政策合规风险。在不少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中，行为人前期确有真实经营项目，也主观相信未来盈利足以覆盖本息；但这种主观判断是否符合客观实际，仍需要结合资金实际用途、经营财务资料以及案发前后的具体行为综合印证。

二是沉没成本效应。当资金链出现缺口、兑付发生困难时，部分经营者不愿及时止损，反而通过“借新还旧”的方式维持资金运转。前期投入的成本越高，承认经营失败的心理成本就越高，也就越容易将继续冒险的行为自我合理化，用“再撑一下就能翻盘”的心态支撑决策。

三是锚定效应偏差。行为人往往以“同行一直这么做也没出事”为参照锚点，低估自身行为被追责的概率，甚至将“暂未被查处”的状态，错误等同于“行为本身合法”。

这类当事人对风险并非毫无估算，只是判断往往存在系统性偏差。他们普遍高估自身的资金运作能力，却大幅低估刑事追责的现实概率；眼见同行以同类模式开展业务暂未被查处，便理所当然地默认自身也能规避监管、安然过关。不少非法融资案件中，经营者起初仅计划做短期“过桥”周转，一次侥幸得手后便不断复制同类操作，风险敞口持续放大，资金缺口也随之越滚越大，最终彻底脱离可控范围。

在部分 P2P案件中，我们可以观察到这样的演化路径：平台初期从事真实借贷中介业务，行业下行后坏账增加；经营者不愿及时止损，继而出现虚构标的、自融或者以新增资金兑付到期本息等行为。随着资金缺口扩大，风险可能由行政违法进一步演变为刑事风险。当然，这并非所有 P2P 案件的必然轨迹，需要厘清非法占有目的是否存在、何时产生等核心问题，绝不能仅凭最终兑付不能的结果倒推认定，必须结合资金实际去向、平台真实经营状态、信息披露的真实程度，以及行为人案发前后的行为变化等多方面证据，综合全案事实作出具体判断。

（四）责任稀释：组织分工怎样削弱个人责任感

从组织心理角度看，公司化运作的金融犯罪案件中可能出现责任分散：当相关行为以组织名义、通过多人分工完成时，参与者更容易把责任推给其他环节。基层业务员可能认为“我只是打工，决定是老板作出的”；中层管理者可能认为“我只负责执行，不掌握资金去向”；实际控制人也可能把失败归因于市场环境或监管政策。每个人都把自己看成“小角色”，却共同促成了风险扩张。这种心理机制可以解释组织中的责任感如何被稀释，但具体人员是否承担刑事责任，仍要回到行为、职权、主观明知和证据上判断。

二、往后看：证言、口供与事实认定中的心理偏差

汉斯 ·格罗斯在《犯罪心理学》中用相当篇幅探讨了多主体的心理活动与主观性因素，强调了心理学在法律推理中的应用及其局限性。一百多年过去，其对证言形成、口供影响和推论前提的追问，在今天的金融犯罪证据审查中仍有方法论价值。飒姐团队结合本书与实务观察来唠一唠证言、口供与事实认定中的心理偏差。

（一）证言如何生成：我们听到的常常已经是结论

在“推论和判断”一节，格罗斯反复讨论一种常见的混淆：人会把由迹象推出来的内容，当成自己亲眼所见、亲耳所闻的事实。这个过程未必伴随欺骗，证人可能非常诚恳，也确信自己的记忆；问题在于，他没有意识到陈述里已经加入了判断。于是，观察与推论被压缩成一句斩钉截铁的话，推论赖以成立的中间环节反而消失了。

金融犯罪案件尤其容易出现这种压缩。“公司一直承诺保本”“实控人早就知道资金链断裂”“业务员明知项目虚假”“这笔钱就是被个人侵占”，表面上都像事实陈述，实际往往混合了原话、行为印象、专业判断乃至法律评价。以“承诺保本”为例，需要继续追问：谁在什么时间、通过什么载体说了哪些原话；陈述人是否在场；是明确保证本金不受损失，还是介绍风控、回购安排或历史兑付情况；这一理解是在签约当时形成，还是在损失发生后形成。未经拆分，“承诺保本”只是一项有待证明的结论。

因此，审查证言的第一步，不宜急着判断“可信”或“不可信”，而应先追溯来源。陈述中的每个关键命题，都要区分亲历、转述与推断；再找出推断所依赖的事实，以及证人当时是否具备理解这些事实的专业知识。证人说“我知道公司有资金池”，可能只是见过一个统一收款账户；说“大家都知道项目是假的”，也可能来自案发后的群体讨论。把结论还原为形成结论的材料，才有可能检验它。

（二）诚实不等于准确：询问和笔录也在塑造证言

格罗斯区分了两个问题：证人是否愿意讲真话，以及证人是否有能力准确讲出真相。前者涉及诚实，后者涉及感知、记忆、表达和理解。两者不能相互替代。一个没有利害关系、态度坦诚的证人，也可能因观察时间短、只接触局部业务、混淆时间顺序或者误解专业术语而作出不准确的陈述。

更值得注意的是，证言并非只由证人单方面“提供”，询问方式和笔录制作也参与了证言的生成。格罗斯在“证言的准确性”和“取证的基本假设”中提醒，不能预设证人善于完整、客观地复述记忆；仓促打断、连续追问和暗示性问题，都会改变陈述的内容。他还特别警惕一种笔录化过程：证人先以零散的肯定、否定作答，记录者再将这些短答整理成连贯叙事。

放到今天，这一提醒要求我们把“笔录写了什么”与“陈述怎样形成”同时纳入审查。需要对照第一次陈述中未经提示的自由叙述、同步录音录像、问题的具体问法、笔录中的概括性表述以及历次陈述的变化。多名证人使用高度一致的法律化语言，也不当然意味着相互印证；相似性还可能来自共同的信息源、相同的询问提纲，或者记录者对原话的同类概括。

例如，投资参与人说“我完全是因为高收益才投”，或者反过来说“如果知道有任何风险，我绝不会投”，都不宜孤立评价。应当回到当时的聊天记录、合同版本、风险提示、追加投资和赎回经历，核对其具体接收了什么信息、怎样理解信息、又据此作了什么选择。

（三）推论跳跃：从“可能”走到“一定”

格罗斯在讨论证明、因果关系与错误推论时指出，推论出错往往不是因为逻辑形式有问题，而是因为错误感知、含混概念或仓促概括被当成了可靠前提。即使证言、口供和勘验记录形式合规，也不能免于实质审查；多项证据若共享同一错误来源，彼此一致反而可能制造虚假的确定感。

金融犯罪中的许多争议，就发生在基础事实与待证事实之间：最终未能兑付，不等于融资之初便具有非法占有目的；部分资金用于个人消费，不等于全部募集资金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；违反监管规则，也不能直接推出行为人具有犯罪故意。前一个事实或许增加后一结论的可能性，但仍需可靠的经验法则连接，并由其他证据排除合理解释。

因此，审查一条看似完整的入罪链条，应当追问：起点事实是否已经查证，从事实到结论经历了怎样的推断，该推断依据的经验法则是否可靠，现有证据能否排除其他合理解释。刑诉法解释第一百四十条要求，依据间接证据定案时，证据应当相互印证并形成完整证明体系，据以得出的结论具有唯一性，推理符合逻辑和经验。其要义与格罗斯的提醒一致：证据数量不能弥补前提错误。案件越复杂，越要逐项检验证据及其形成过程，防止从“可能”轻率地走向“确定”。

三、刑辩律师读犯罪心理学，究竟读什么？

犯罪心理学不能直接充当出罪依据，刑辩律师为什么还要读？因为它能帮助我们更完整地理解行为形成和证言生成的过程，从而把辩护问题落到更具体的证据上。一个金融犯罪案件不只有流水、法条和罪名，背后还有具体的人，以及他们在特定环境中的认知、选择和困境。

第一，优化质证逻辑，找准言词证据的薄弱点。运用证言心理学的研究，对被害人陈述和证人证言的审查不必停在“与事实不符”的笼统反驳上，而可以进一步分析观察条件、记忆形成、利益关联和陈述变化，再与客观证据逐项核对。

第二，深化主观要件辩护，还原行为的演化过程。对于集资诈骗等目的犯，可以按照时间线梳理行为人的主观心态：何时仍在正常经营，何时开始违规拆借，何时出现明显的欺骗或转移资金行为。阶段性分析比“从头到尾都有故意”或者“始终没有故意”的二元判断，更能回应案件中的真实证据。

第三，丰富量刑辩护，呈现更完整的行为人。犯罪心理学可以帮助法庭理解行为人如何在行业环境、认知偏差和经营失败的共同作用下逐步越界。再结合个人作用、退赃退赔、认罪认罚及其他法定、酌定量刑情节，量刑意见才会更具体。

写在最后

读犯罪心理学，不是为了学习“读心术”，也不是为违法犯罪寻找借口。它的价值，是帮助法律人理解行为怎样发生、陈述怎样形成、推论可能在哪里走偏。理解这些过程，最终仍是为了更准确地识别风险、审查证据和评价责任。

法律必须以规则和证据为边界，但规则评价的始终是具体的人。办理金融犯罪案件，既要守住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底线，也要看见行为背后的认知过程与行业环境。理解人性，不会削弱法律，它只会提醒我们，任何结论都应当建立在更完整的事实之上。

参考资料

1. [奥]汉斯·格罗斯：《犯罪心理学（完整无删减版）》，刘静坤、张蔚译，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，2021年版。

2. 周凌：《理论犯罪学：犯罪归因之心理学视角》，厦门大学出版社。重点参见第七章“学习理论”中的差异接触理论、中和技巧理论，以及第十章“群体犯罪心理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