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是消费金融的有缘人？专家回应：还款能力是边界

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

11月3日下午，围绕“消费金融的边界之辩”，小米消费金融党委书记、总裁曹子玮，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、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晓春，蚂蚁集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唐伟城四位嘉宾展开讨论，论坛由 CAFI研究部负责人胡煦主持。

一个不能回避的背景

主持人胡煦开场给出两组数据。剔除住房贷款后，2026年第三季度消费信贷规模约20万亿元，近几年增长缓慢，行业出现“进入存量竞争市场”的声音；与此同时，信用卡不良率上升引发关注，商业机构开始更看重资产质量。需求侧的变化更值得注意：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达2.8亿人，约占城镇就业人口的40%，外卖员、卡车司机、网约车司机收入波动大，但短期周转的资金需求真实存在。

要不要服务：先分清“急”与“穷”

曹子玮提出三条边界。第一，这个群体并不统一，卡车司机、网约车司机、外卖员各不相同，库区山区的农民又是另一类，不能当作同质群体对待。第二，商业可持续与负责任金融必须同时成立，“既不可暴利，也不可一直亏着做”。第三，金融本身就是经营风险，“取大家之有余，补缺之不足”。他用秦琼卖马作比：“一分钱难倒英雄汉。无论多高的利息都会有人借，因为借不到钱。”在他看来，把普惠金融从地下钱庄和熟人社会拉到台面上，是普通老百姓最大的福音。

刘晓春以“佛法无边，佛度有缘人”回应：普惠金融的出发点是希望帮助每一个有困难的人，但最终能否成功，取决于借款人有没有能力走出困境。信贷的边界不在于借款人有没有资金需求，而在于借款人有没有还款能力——没有还款能力的需求是无效需求。“技术可以降低触达成本，但不能提高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和道德水平，只能帮助评估借款人的风险，不能提高借款人的信用水平。”他提醒，越过边界的贷款，会形成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，会让借款人失信，造成个人悲剧进而变成家庭悲剧、社会问题，“好事突破边界是更大的恶”。

唐伟城把这条线概括为“救急不救穷”：急是短期流动性波动，穷是长期收入不足，后者再用消费信贷只会放大未来的困难。难点在于两种状态会动态变化，而AI的交互能力正在提供新的分辨手段——花呗上线的“小红花”功能，允许网约车司机上传平台评价、外卖员提供接单量等非结构化数据，补上传统银行流水缺失的那一块。他还引用“新310服务”：360度感知客户、一对一专家服务、零延时实时交互，“不能只是快，而是要更加综合的评估客户的财务状况、还款能力以及相对应地提供更高质量的金融服务”。

怎么防过度：从技术识别到逆周期调节

参会的人民银行代表提出消费贷需要逆周期调节：越是经济下行、就业不充分，救急需求越旺，而风险也越高。去年4月助贷新规、10月利率新规相继出台，客观上是基于还款能力的边界收缩，“没有错，但它是顺周期的”。财政贴息、央行服务消费再贷款都是风险补偿的尝试。他进一步建议，在普惠金融领域引入宏观审慎的逆周期参数，“经济扩张时往下调一些，经济收缩时往上调一些”。

谁来服务：助贷是分工，不是替代

针对近十年快速发展的助贷模式，曹子玮判断这是信贷数字化分工的必然产物：中小银行难以掌握消费者的行为数据，而互联网平台能相对准确地刻画一个人的收入水平与社会结构。但他强调助贷必须持牌、受监管，“不能全部切掉，也不能任其泛滥”。

唐伟城补充一组数据：世界银行全球金融科技数据库显示，中国尾部40%收入人群获得正规金融服务的比例，从2014年的9.1%升至2021年的30.6%，提升了21.5个百分点，而这正是中国互联网助贷模型兴起以及快速发展的时期。他认为助贷的第一性原理是场景与金融机构的互补合作，场景会随着时代发展变化，过去助贷合作形态在线下，比如4S店帮助银行推荐车贷，移动互联网时代是各种线上场景与银行的合作，未来场景还可能会从APP迁移到各类AI助手，“没有真实消费场景的助贷机构，没有太多存在的必要”。

刘晓春以“行长要不要秘书”作比：不是银行做不了，是比较下来自己做不划算。但他指出，近十年消费信贷增长主要来自城商行、股份制银行和中小农商行，这些银行储蓄存款占总存款比重十年间仍在20%出头，基础客户群没有建立起来，“消费信贷风险高的恰恰是这些银行和这些银行的助贷业务”。相比之下，招商银行储蓄存款占比接近50%，贷款不良率更低，因为它有庞大的基础客户群，真正看得见客户的存款与交易，能够有效地评估客户的风险。

论坛尾声，胡煦用一句话收束全场：普惠金融无边，但消费金融只度有缘人。四位嘉宾的分歧在于边界画在哪里，共识在于边界必须存在——它由还款能力划定，由技术辅助识别，由监管与宏观政策动态校准。